宋朝时期经济发达,那商人是什么地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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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贾,是指经商的人,也就是做买卖的人。最早的商业活动来源于《易经·帝系篇》中的记载: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”。

商贾这个群体,最早源于商周时期,朝代更迭导致了周朝推翻了商的统治,而商的子民们,尤其是皇室,为了改善窘迫的生活,便开始贩卖自己的一些物品,换取生活所需,但当时的商人地位很低,一直受到严密监视,这便是商贾一词的来源。

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得有所提高,被列为“四名之一”。《左传》称“士农工贾,不败其业。”

到了秦朝时,商鞅变法,当时严厉打击商业,借此提高农业的地位,此后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,基本都是沿用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。直到唐宋时期,经济繁荣,国家开放,商贾的地位才渐渐有所提高,商贾们也渐渐地活跃起来。但到了后来,商贾的地位再次受到打压,形成了“士农工商”的职业排名,商就排在最后。

古代的商贾,凡是成功者,无不奉行“诚信、耐劳、节俭、朴实、禁欲”的信条。

如果说不追求利益,恐怕谁都不会相信。我们平时口中的奸商二字,确实将部分商贾准确地描述了出来,但也不是所有商贾尽皆如此。就如同哪个国家都有犯罪,商贾也一样。

更何况古时的商贾,本就不受百姓尊重,再配上奸商这二字,更可谓是雪上加霜,让古代的商人们生意难做,甚至放弃老本行,从事其他行业。但同时,这也是那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的一个契机,时代的进步如同一个筛子,留下了一部分,同时也筛去了一部分。

商人心中应该有杆秤

不只在宋代,不论哪个朝代提起商贾,不得不说起与他们关系紧密的工具——秤。根据历史记载,在我国古代的时候,通常都是用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制作杆秤。

虽然现在我们很少看见杆秤了,但它并未绝迹。曾经的秤杆,上面有十六颗星,每一个则表示一两的重量,以十六两为一斤。这也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何老是说半斤八两?在古代,半斤就是和八两差不多。

古时候还有这么一句话:商贾欺人一两,则会失去福气;欺人二两,则后人永远不得‘俸禄’(做不了官);欺人三两,则会折损‘阳寿’(短命),这便是杆秤福禄寿说法的来源!民间总是习惯把福星、禄星、寿星并称为三星,亦称三大吉星。

尽管这一习惯在后来因为社会的发展与改变,被改成了十颗星,但并不影响它的意义。秤要平,生意才能做的长久。商人若贪图眼前利益而违背良心,就如同饿了三天后,想一顿吃回这几天的量,显然不现实。

秤的平稳相当于商贾的信,信用之信。

重信则盛,奸宄(gui,三声)则衰

宋代商人的信,还要考虑到宋代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。百姓受了不少孔孟之道的耳濡目染,对于规矩和传统是十分在意的,商贾也不例外。

宋朝中期,在开封矾楼,开着一家小茶铺,因为整洁的铺面和茶具,使得生意异常红火。做生意肯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或事,而这一天,就遇到了一桩。一个常来此喝茶的客人,由于走的匆忙,疏忽大意,把自己的钱包落在了店中。

当时这失主已经忘了将钱丢在哪了,可巧的是,几年后,恰逢一天他又在这里喝茶,和朋友聊天的时候,偶然提及丢钱一事。这不提便罢,刚一说起,店老板过来了,这一来不是为了斟茶,而是说出了令人诧异的事。

钱袋从店家当日捡到至今,一直保管着,等待失主。而后续的剧情则是我们常见的,数额两方核对无误,物归原主。此事被传得沸沸扬扬,从此顾客络绎不绝,门庭若市

这样的茶铺生意为何经久不衰?看到这里,相信大家也都了然。

有白就有黑,如同有光就有影

唐朝张说在《钱本草》中说道:贪者服之,以均平为良;如不均平,则冷热相激,令人霍乱。其药采无时,采之非理则伤神。若服之非理,则弱志伤神。切须忌之。

清人沈起风在《谐铎》卷七《鄙夫训世》中就塑造了一个奸商形象,说是白手起家外出做买卖的商贾,后来发达了,十分富有。归乡后,他讲述起了自己的致富经验:

第一,就是省。娶妻节省,婚礼从简;笙管笛箫等娱乐项目不去参与;而在吃方面则更要省一些,大鱼大肉是不会去碰的;甚至衣着方面,都可以不穿布衣,以叶遮体,穿着草鞋照样快活。邻里们听了,虽然有人觉得不能理解,但大多数被他这番理论,带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,这样就能成富翁?

第二,就是奸。仅仅靠省是不能发财的,还需这第二点配合,这第二点中的奸,就是再舍弃一些东西。这些东西是什么呢?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此言一出,众人哗然。

仁,首当舍弃,行善仗义,慷慨疏财,落得一时美名。而他则干脆抛弃了底线,不仅从不施舍,还要偷抢一些回来。有便宜必须要占,才能逐渐积累财富。至于我们崇敬的一诺千金,更是毫无好处,不如嘴上巧言相骗,心里清楚不能吃亏。

简言之,舍弃脸面,扔掉廉耻,为人奸诈。长此下来,下一个富翁很容易诞生。众位听者,无不摇头叹息。

宋朝商贾地位本就卑微,信誉显得尤为重要

在宋代,你可以说你是当兵的,可以说是做官的,也可以说你是种田的。但倘若你说自己是个行商之人,则马上会被划为下流人士,集市间的小混混和你地位可谓比肩。商贾地位由此可知有多卑微,而关键的是,这种想法已深植百姓心中。

商人的地位,还可以从这件事体现。宋末一位官员犯了错,皇帝大怒,要加以严惩。而这严惩,是你我都想不到的,那就是罚他去市集开一家店铺。邻里们今天来买扫帚,明天来买铜镜,对这犯错的官,更是百般耻笑羞辱。

就连经济繁荣、国风开放的唐朝亦是如此,唐太宗贞观二年(公元628年),特别发布命令,禁止五品以上的官员从市上经过。

宋代初年,基本沿袭了历朝历代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,明令禁止商贾参加科举考试。

《宋史·选举志》中记载:“凡命士应举,谓之锁厅试。所属先以名闻,得旨而后解。既集什伍相保。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、不悌、隐匿、工商异类、僧道归俗之徒。”

元末诗人张昱在《贾客》一诗中,就对商贾进行了极大的讽刺和嘲笑:

不用夸雄盖世勋,不须考证六经文。

孰为诗史杜工部?谁是玄经扬子云。

马上牛头高一尺,酒边豪气压三军。

盐钱买得娼栈宿,鸦鹊鸳鸯醉莫归。

这就是西汉以来抑商传统的一个表现,直到宋英宗治平元年,诏令:“工商杂类,有奇才异行者,亦听取解。”才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、束缚的商贾,提供了机会,让他们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。

比如通过科举考试,通过贿赂、买官、联姻等方式,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。但能这么做的,往往都是那些大商大贾,而那些小买小卖的商贩,依旧处于社会底层。

如若再不讲信誉二字,恐怕再无生计之处!

随着时代脚步的迈进,即使到了明朝、清朝,这种被歧视的情况虽有所减轻,可当时的商人们,仍然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评价,甚至娶妻都要被女方排斥,生怕嫁给了一个商人。商人们十分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和官员攀上了关系,一句“我的岳父是朝廷大官”,能让他们的地位稍有改善。

虽然到了宋英宗时期,商贾的社会地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相比历朝历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。但宋代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,长期受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的影响,所以,宋代的商贾“贱者”地位,是很难摆脱的。

因此,宋代商业的发展,前途漫漫,困难重重。商贾的处境十分艰难,坚持下来的,必是重信之人,否则即使富得了一时,也难以长此以往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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