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世三公是什么?东汉末年最有名的两个四世三公家族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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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世三公不可怕,更可怕的是那句“门生故吏遍于天下”。这反映了东汉末年的一种政治现象,就是世家大族把持朝政,已经让东汉病入膏肓。

东汉末年的两大四世三公家族

太平年间,治国靠文臣,而每个朝代的文臣最高领袖,所任官职又不一样 ,在三国以前,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个官职的合称。

这一切的始源还是来自于周朝的太师、太傅、太保,这是最初的三公。

西汉年间,承袭秦制,虽然有三公,但是以丞相为首,西汉的三公就是丞相(大司徒)、太尉(大司马)、御史大夫(大司空)。

到了东汉,就没有了丞相,虽然有上公之称,但大多是虚职,实际上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最高官职,三公下设九卿,分别属于三公管辖,所以又叫三公九卿。

东汉末年,有两个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,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。

袁术、袁绍就出身于汝南袁氏这一个大家族,袁绍的高祖袁安为章帝时期的司徒、曾祖袁敞为安帝时司空、祖父袁汤为桓帝时太尉、其父袁逢为献帝时司空、其叔父袁隗为献帝时司徒,一连四代人,出了五个担任三公的高官,所以袁绍、袁术处处以“四世三公”来称呼自家。

事实上,除了声名远播的汝南袁氏之外,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也是一个四世三公家族,从杨修的高祖杨震到他的父亲杨彪,这一连四代都曾在东汉官居太尉一职,可谓是每一代都能“继承”这一三公之职。试想,如果不是东汉灭亡,以杨修的才能,继承祖业,估计也不是难事。

三公,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之重器的官职,却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,这种畸形的政治现象到底是有何而产生的呢?

东汉的官僚选拔制度

东汉官僚选拔,一般来说,有自下而上的察举,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。

察举,又叫选举,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,以“乡举里选”为依据,常行科目有贤良方正、孝廉、秀才、明经等科。

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其中的“举孝廉”,有名的曹操,袁术出仕之时,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。

本来,举孝廉,顾名思义,就是孝顺清廉的意思 ,可是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演变,早已经名存实亡,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了“举秀才,不知书;察孝廉,父别居”的可笑局面。

真正的被举荐的人才,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,东汉顺帝六年,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,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经被当权的贵族勋戚给内定了,真正的名士入选只有一人,这还远远早于三国时期,就已经这样,到了东汉末年,估计六个名额真正靠实力的一个也没有,全部是靠关系。

征辟制度 ,相对来说,就主要是征辟那些已经有了名望的人,主要分为皇帝征辟和州郡地方征辟两种。

被征辟的士人一般来说,已经有了名声,起点会高于才出仕的那些被举荐的人才,比如袁绍20岁的时候曾任濮阳县长,传出了很大的名声,后来眼见朝廷昏暗,在为母亲服丧3年之后,竟然补了一个为父亲服丧,在家待了6年,就是不想出仕,六年之后,朝廷征辟他,他也拒绝出仕,隐居洛阳。

同样拒绝征辟的人很多,都有各自的原因,有的是看不上征辟他的人,有点是另有目的,比如司马懿为了拒绝曹操征辟,不惜装病7年。

门生故吏与二元君主观

诸侯讨董之时,袁绍的真实官职是渤海太守,而渤海郡其实是冀州下辖的一个郡,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顶头上司。

讨董失败之后,诸侯混战,袁绍图谋冀州,韩馥本身胆小怕事,加上自己是袁氏门生,害怕汝南袁氏的声望,因此私下让出了冀州牧的官职,这让当时袁绍的声望一时无两,仅仅靠汝南袁氏的声望,不出一兵一卒,就夺得了一州之地。

韩馥的“袁氏门生”,其实就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关,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关系,在私人感情上发生父子关系,被推荐的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,就算忘恩负义,将为士人所不齿。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,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。这就是“门生故吏遍天下”的由来。

不仅胆小懦弱的韩馥是袁氏门生,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经是袁氏故吏,熹平年间,董卓被司徒袁隗征为掾吏,后出任并州刺史、河东郡太守,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。

所以他对袁氏其实还是比较照顾的,当他掌控朝政之后,很多大事都与太傅袁隗商议,要不是袁绍在外面联盟讨董,他也不至于杀了袁隗与袁基一族。

所谓二元君主观,封建时代,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,加上当时特殊的举荐制度,举主也算是被举荐者的效忠对象,因此有人称之为“二元君主观”。

袁氏树恩四世,门生故吏遍于天下,若收豪杰以聚徒众,英雄因之而起,则山东非公之有也。——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

四世三公家族的诞生,罪不在选官制度

三皇五帝时期,天下为公,能者居之,所以有了“禅让制”;夏商周时期,上至国君,下至普通官员,都是世袭制,又叫“世卿世禄制”;秦朝为了横扫八荒,一统六合,建立了军功授爵制度,但是主要适用于战争期间;两汉的察举和征辟,在初期也为帝国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;至于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,在开创初期其实也都是非常先进的,适合当时社会发展。

只不过,最终因为掌权者的私心,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,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上,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。

就两汉而言,士人才能被称之为“人”,任何官员选拔也好,政治斗争也好,都是在这个圈子内的,普通百姓,只不过是“草芥”而已,曹老板动不动就屠城,可是也有“唯才是举”的美名。

不说无论什么制度,百姓都没有上进之门,就说那时候的百姓连字都不认识,怎么去当官?文书都看不懂,还不是被那些文书小吏所肆意蒙骗?

所以说,世家大族垄断官场,其实并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,而是人的私心作祟,无论什么制度,执行者不能贯彻执行,都是如同虚设。

世家把持朝政之后

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个缩影,从当权者,也就是皇帝而言,自然是想改变这个局面的,有名无实的汉献帝不说,桓帝、灵帝时期,其实也是有过多次举措,比如两次党锢之祸,比如卖官。

两次党锢之祸,不用多讲,虽然宦官集团看似胜利,士人集团短暂受压,但是却动了士族的利益,因此才有了东汉灭亡之祸。

同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,汉灵帝卖官,想想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,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,官员本来就是随便他任免,可是他竟然将官职明码标价,到底是为何?

范书《灵帝纪》:(光和元年)初开西邸卖官,自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,入钱各有差。私令左右卖公卿,公千万,卿五百万。李贤注引《山阳公载记》:时卖官,二千石二千万,四百石四百万,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,或三分之一,于西园立库以贮之。范书《灵帝纪》:是岁(中平四年),卖关内侯,假金印紫绶,传世,入钱五百万。

曹操的老爹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,其实这个卖官并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,你一个平民百姓,拿出几百万几千万,就可以去买一个官。

它首先还是得走流程,也就是选官,选上了官职,再去交钱,才能上任,这才是卖官的真相,他的对象本来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选官员。

而灵帝卖官为了啥,从一个将钱存入“西园”,可以联想到西园八校尉,那是汉灵帝组建的一支军队,用以分薄大将军何进的兵权的。

而何进身为外戚之首,又是士族所拥护,用来跟宦官打擂台的。

可想而知,无论是卖官也好,党锢也罢,其实都是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士族集团的做大,不甘于朝堂被他们垄断,所做的最后抗争而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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