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时期蜀汉灭亡之际,有哪些人主张投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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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263年,岁在癸未。那一年是蜀汉景耀六年、炎兴元年,也是曹魏景元、东吴永安六年。刘禅改元而未能改命,当年的蜀汉已经兵无斗志将无战心,真正的主战派就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,邓艾就是只有一百残兵,也能攻克成都——也许不用邓艾来打,蜀中门阀士族以及朝中高官,就可能把刘禅绑起来送到邓艾军中了。

刘禅当皇帝的最后几天实际上是很凄凉的:他想逃往东吴,被否决;想撤往南中,又被否决,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谯周、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缓,代表刘禅到邓艾那里上交了户籍档案,也代表刘备开创的季汉基业,至此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谯周不是什么好人,他主张投降情有可原,但是侍中张绍、驸马都尉邓良这两个人,却很值得介绍一下:张绍是张飞的次子,袭爵西乡侯,官居侍中、尚书仆射,是不折不扣的“国舅”;邓良是车骑将军邓芝之子——邓芝曾给赵云当过副将,也曾出使东吴折服孙权。

连张飞和邓芝的儿子都成了投降派,刘禅这个皇帝做得实在是太失败了,有人说这是刘备半生戎马颠沛流离,忽略了对刘禅的教育,诸葛亮当了刘禅的老师后,也南征北战鞠躬尽瘁,刘禅这个小皇帝成了野生动物,能跟他朝夕相伴的,也就是黄皓等几个太监。

在很多人眼里,蜀汉后主刘禅就是一个“全无心肝”的昏君,那句“乐不思蜀”,能把昭烈帝刘备气得活过来。

但是我们细看汉末三国史料,就会发现刘禅对西川毫不留恋,也是事出有因:刘备是河北省涿州市人,应该更习惯驴肉火烧和手拽面,而刘禅在荆州长大,也吃惯了鱼糕、粉蒸肉,这父子二人对花椒似乎都不会太感兴趣。

上面说的当然是玩笑话,因为在后汉三国时期,西川既没有辣椒也没有火锅,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阴冷潮湿的天气的。

无论是刘备还是刘禅,都不可能得到蜀中各阶层的衷心拥戴和全力支持——刘备听信刘巴的话,在西川大薅羊毛,早已丧失了民心,再加上诸葛亮的连年征战,把一个天府之国弄得民有菜色。所以当邓艾那数量少得可怜的奇兵打到成都的时候,蜀汉集团还有一战之力,但是除了刘禅之外,居然所有人都主张投降。

得知邓艾奇兵突至,刘禅赶紧召开过御前会议:“蜀本谓敌不便至,不作城守调度,及闻艾已入阴平,百姓扰扰,皆迸山野,不可禁制。后主使群臣会议,计无所出。或以为蜀之与吴,本为和国,宜可奔吴;或以为南中七郡,阻险斗绝,易以自守,宜可奔南。”

谯周鼓动三寸之舌高唱早投降早受益的论调,满朝文武居然无一人站出来反驳——当时诸葛亮的嫡子诸葛瞻、长孙诸葛尚已经牺牲于绵竹,一同牺牲的,还有张苞之子、张飞之孙张遵,赵云的儿子牙门将军赵广,也在沓中临阵战殁。

刘备最信任的元老派后裔,在朝堂上已经没有几个了,位高权重相当于副宰相级别的张绍,不知为什么也没当场爆发将谯周斩于剑下。

张绍和邓良都是将门之后,可以说是世受刘家大恩,连他们都不想打了,可见刘禅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,这就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刘备对刘禅的临终嘱托了: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,能服于人。汝父德薄,勿效之。可读汉书、礼记,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、商君书,益人意智。闻丞相为写申、韩、管子、六韬一通已毕,未送,道亡,可自更求闻达。”

刘备临终前谆谆告诫,让刘禅读好《汉书》和《礼记》,有时间再读诸子百家典籍和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等“杂书”。

刘备生活在汉末乱世,他能找到的最新史书,也就是班固在东汉章帝建初七年(公元82年)编修完成的《汉书》——《后汉书》是南朝宋(南北朝的宋,不知赵构偏安的南宋)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写的,先有三国两晋,后有南北朝,刘备当然不会让儿子去读还没有出现的史书。

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,西汉前期的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比较强势,刘邦、刘启、刘彻都杀了不少大臣,汉武帝时期的十三个丞相,有六个自杀或被杀,有的还被夷灭了三族。

西汉后期的皇帝也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汉成帝刘骜开始,皇帝就比较弱势而外戚比较强势了,结果大汉帝国被王莽偷塔成功,差点把姓刘的皇族杀了个干净。

刘备死后,尤其是诸葛亮辞世后,西东两汉的弊政在季汉都出现了,我们只需列一张高级官员名单,就会知道当时的外戚权力有多大了:诸葛亮病逝,吴懿受命为汉中都督车骑将军、假节、领雍州刺史,进封济阳侯;吴懿是吴皇后、太后的哥哥,也是骠骑将军吴班的族兄。

姜维虽然后来升任大将军,但却不敢在朝中久留,生怕被宦官黄皓做掉:“维本羁旅讬国,累年攻战,功绩不立,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,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,而皓阴欲废维树宇。维亦疑之。故自危惧,不复还成都。”

大将军姜维惧怕黄皓,当过骑都尉、羽林中郎将、射声校尉、侍中、尚书仆射,继承诸葛亮军师将军名爵的驸马爷诸葛瞻,也拿黄皓没办法,而且姜维和诸葛瞻似乎也不太和睦,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了诸葛瞻在绵竹死战邓艾前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吾内不除黄皓,外不制姜维,进不守江油,吾有三罪。”

家里不和外人欺,刘备在世的时候,还能震慑住元老派的骄兵悍将和蜀中门阀士族,当年刘备称帝只封诸葛亮为丞相却不按例封侯,也不让他开府治事,就是要限制文官集团的权力——丞相不开府,就没有自己的人马班子,根本就形不成文官集团,弱化的相权,对君权也构不成威胁。

刘备称帝而不设大将军,只任命儿女亲家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,却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,这样军方第一人就成了根基不深兵力薄弱的外来户马超。

刘备活着的时候,并不让文官之首诸葛丞相带兵打仗,刘禅在诸葛亮辞世后,干脆取消了丞相一职,看来《商君书》刘禅是读明白了:“处君位而令不行,则危;五官分而无常,则乱;法制设而私善行,则民不畏刑。君尊则令行,官修则有常事,法制明则民畏刑。法制不明,而求民之行令也,不可得也。民不从令,而求君之尊也,虽尧、舜之知,不能以治。”

《商君书》这段话的意思,就是大权要牢牢掌控在君主手中,如果谁都有资格发号施令,下面肯定就要乱套。

刘禅极力削弱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的实力,却没能阻止宦官干政、外戚做大,除了不受待见的姜维,后来朝堂上说的算的,除了吴家就张家的人,从严格意义上来讲,连诸葛家族也变成了外戚——诸葛瞻十七岁就娶了刘禅的女儿。

刘禅也想在集团内部建立绝对权威,可惜他没有老爹刘备那两把刷子,最后闹了个画虎不成反类犬,众叛亲离之后无奈投降,在投降前夜,目送国舅张绍和驸马都尉邓良捧着自己用了四十年的玉玺奔向敌营,刘禅的心情,怎是“悲凉”二字能了得?

刘禅投降后,一句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,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但是我们遍观三国史料掩卷沉思,也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:季汉之亡,谁该负主要责任?如果刘禅主战时得到张绍等皇亲国戚的支持,有没有可能将长途奔袭的邓艾歼灭?刘禅那句“乐不思蜀”,是全无心肝,还是伤心至极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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