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在战国时期输给儒家的原因是什么?问题出现在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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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期、百家争鸣,但当时的政治生态还是比较公平的:对统治者有用,就会被采纳,反之就会无人问津。所以儒家输给法家,只有一个原因:不实用。

儒家与法家的目标一致,但操作方式相反

儒、法看起来势同水火,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目的:维护、强化君权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就对此进行过分析,儒家“列君臣父子之礼,序夫妇长幼之别”,法家者“尊主卑臣,明分职不得相逾越”。由此可见,他们的目标出奇的一致:明确等级、强化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所以,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看似荒诞却很合理的现象:我们所熟悉的法家代表人物,都曾拜儒家为师,李悝、吴起的共同老师是孔子的直传门生卜子夏,李斯、韩非子则都是荀子的弟子。

而法家之所以抛弃师门、自成一派,则是源于一个最关键的分歧:该如何达成等级分明这一目的。

儒家的思路是复古,即重拾周王朝的礼制,加强品德教化,让人们安分守己、恪守自己阶级的本分,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;

法家则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线:严刑峻法,以赏罚来逼迫人们按照规则行事。

如果说前者是培养自觉性,后者就是以威逼利诱胁迫。这体现了两大流派对人性的不通看法:儒家认为人性本善(荀子除外),可以通过教化引导人们守礼节、知荣辱,就像三王(大禹、商汤、周武王)时期那样。

法家对此很不以为然: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早已不像上古时期那样淳朴,而是变得虚伪狡诈,商鞅说得很直接“仁者能仁于人,而不能使人仁;义者能爱于人,而不能使人爱”,即:你是个好人,并不代表能让你接触的人都变成好人。而韩非子则更是点出了儒家理论的两大漏洞:

其一,儒家主张用贤人治国,但是每个诸侯国有几个贤人?

其二,儒家主张以仁爱获取百姓的支持,从而实现国泰民安。不过,人间最大的仁爱莫过于父母对孩子,但你看每个孩子都听话吗?有多少顽劣的孩子让父母束手无策?

对于不听话的孩子,暴打一次、饿两顿就会老老实实;同理,对于不守规矩的百姓,任命一个天赋并无特别之处的官吏、拿副镣铐就能摆平。

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。

改革实践:法家立竿见影、儒家劳而无功

战国时期的几大强国都进行过法家变革,而且无一例外的收到良好效果:

魏国李悝变法,让国土狭小的魏国,成为称雄中原半个多世纪的头号强国,一度将秦国牢牢压在关中;

楚国吴起变法,短短几年内让楚国“南平百越,北却三晋,西伐秦,诸侯皆患楚之强”;

齐国邹忌改革,则重点通过整顿吏治入手,实现了“群臣耸惧,莫敢饰诈,务尽其情,齐国大治,强于天下”的目标,齐国甚至通过桂陵、马陵之战,把魏国拉下头号强国的宝座;

韩国申不害变法,则也使弱小的韩国保持了15年的安定:“申不害相韩,脩术行道,国内以治,诸侯不来侵伐”。

当然还有划时代的商鞅变法,在此不再赘述。

而无论在春秋还是战国时期,儒家也曾获得过一展身手的机会,但最终结果都比较尴尬:

春秋时期,齐景公曾考虑过重用孔子,但很快在士大夫们的反对下不了了之;到了战国时期,魏安釐王也曾任用孔子的六世孙孔顺为相,按照儒家的思路进行改革。但孔顺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九个月,不仅魏王不听他的“陈大计辄不用”,权贵们也极为反感,最终他就不得不无奈称病退位。

而儒家之所以如此式微,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着明显短板

第一,过于繁琐,事倍功半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曾这样指出儒家思想的毛病:

六艺经传以千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故曰“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”

儒家的理论过于繁杂,没几个人研究得透,所以说它“学说广博却毫无要领,费尽力气却收效甚微”。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,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有足够的时间、空间来让儒家慢慢施展其治国之道。相反,与时俱进、极度务实的法家,则以见效快的特质受到了各诸侯国的一致青睐。

第二,一味复古,不能与时俱进。当初孔子在齐国时,晏婴曾劝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,他的理由是:

“儒者滑稽,而不可轨法”即儒生能说会道,没办法用法来约束他们;

“倨傲自顺,不可以为下”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,不能乖乖的当臣子;

“崇丧遂哀,破产厚葬,不可以为俗”,他们重视丧事,提倡厚葬,甚至不惜倾家荡产,如果形成风气将会浪费社会财富;

“游说乞贷,不可以为国”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,像职业的政治掮客,不能委以重任、治理国家。

“自大贤之息,周室既衰,礼乐缺有间”,时代发展到今天,早已礼崩乐坏,周王室都能衰弱,他们那一套还能用吗?

也就是说,当时的儒生,过于沉迷于古制与时代格格不入。

那么,为什么礼制在上古时期有效,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逐渐沦落呢?主要源于生产力的进步。夏商周时期,铁器还未投入使用,生产力低下、交通不便、社会资源极度有限,为了维持生存,各阶级遵守规则、循规蹈矩,是实现资源的最合理分配的有效管理模式。而到了战国时期,随着技术的进步、生产力的提高,以及交通条件的大幅度提升,社会资源丰富到一定程度,必然会向少数人手中集中。求利是人的本性,为了攫取更多利益,人们早已摆脱了礼制的束缚,以智慧、力量、权谋去争取荣华富贵;而相比较之下,法家的奖惩理念,则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、人们的需求,并且可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,因此得到了广泛采用。

甚至到了西汉时期,一代雄主汉宣帝也曾这样批评儒生:

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!

可见,即使在这时,儒家仍有不合时宜、鼓吹古制、非议朝政的毛病;若思想混乱,则朝政自然随之动荡,这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。因此,汉代所谓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,不过是给法家的务实内核披了层仁义的外衣罢了。就像汉宣帝所说的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!”要知道,当时的儒家思想已经经过了董仲舒等人的改良;由此可见,在数百年前的战国时期,儒家理念僵化到何种程度,这就是在那时它竞争不过法家的原因。不过法家也并非那么美好,它的最大弊端若归结为两个字,那就是“愚民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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