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帝的治国用人之术是什么样的?粘杆处又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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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评选驭下之术最高明的皇帝,清朝的雍正皇帝胤禛无疑可以排进前五名,甚至有人说他可以排进前三名。

作为康雍乾盛世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,雍正的功绩往往被人忽略,这可能是因为胤禩胤禵的支持者曾经对雍正继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。雍正“其面如铁”,不太受文人喜欢,摊丁入亩火耗归公,又断了很多贪官的财路,所以其历史形象不佳,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事实上雍正也很风却幽默,对下属也很体贴,这两点我们看他的朱批谕旨就可见一斑。翻阅雍正朱批谕旨,我们发现雍正在说话很接地气的同时,驭人之术也是极其高明。比如我们熟知的李卫李又玠忠心耿耿,但雍正还是让粘杆处密探对他进行严密监视,粘杆处侍卫密报后雍正的御笔朱批,直接把李卫吓出冷汗:“皇上咋啥都知道?”

如果没有雍正皇帝铁腕反贪,清朝肯定会在肇基一百年左右崩溃,所谓的康乾盛世,两朝都是虎头蛇尾:康熙晚年怠政,留下了一个烂摊子,雍正励精图治充实了国库,然后又被继任者乾隆花了个海落河干。

雍正之所以能把一个康熙晚年的烂摊子变成乾隆初年的太平盛世,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但是有很重要的一点,我们不能不佩服雍正的治国用人之术,尤其是他的两句用人名言,似乎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:“其不敢轻信人一句,乃用人第一妙诀。”“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,过疑则失人,过信则自失。”

这里的不必信、不必疑,读者诸君一定要断好句,如果把不必当成一个词,那就会产生歧义,在笔者看来,雍正的意思是要避免“必信”和“必疑”,也就是不能给予任何人完全的信任,也不能整天疑神疑鬼。

雍正这两句用人名言,在对李卫的使用上,可谓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:即使忠诚如李卫李又玠,雍正也曾在他身边安插了粘杆处出身的一等侍卫马伯会做眼线,李卫的一举一动,都不能逃过雍正的慧眼,经过一番周密观察,雍正才包容了李卫的坏脾气,并对李卫委以重任。

熟悉清史掌故的读者诸君肯定知道,雍正皇帝并没有血滴子,但却是实在有粘杆处,就连乾隆朝的第一宠臣和珅,也曾在粘杆处当过侍卫,他说自己“上山能打虎,下海能擒龙”,还真不完全是吹牛,因为要想进粘杆处,除了身世清白之外,还必须有一身过硬的本事,比如受雍正之命监视李卫的马会伯,就是康熙三十九年的武状元。

马会伯考中武状元之后,马上受封一等御前侍卫(武职三品),进了“尚虞备用处”,这一干就是九年。

“尚虞备用处”还有另一个名字,那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粘杆处——此处归内务府管辖,但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。雍亲王是谁,想必不用笔者解释了吧?

雍正把粘杆处侍卫外放做官带兵,实际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,康熙四十五年,粘杆处一等侍卫马会伯出任授直隶昌平参将(似乎老十三胤祥起了一定作用,昌平在哪,也不用笔者解释),虽然是正三品平调,但参将掌兵,可比一等侍卫有用多了。

雍正刚一继位,已经升任云南永北镇总兵(武职正二品)马上赶回京城,雍正在大加赏赐的同时,还交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:“雍正元年,入觐,世宗书榜赉焉,曰‘有儒将风’,并赐貂冠、孔雀翎。其从弟觌伯,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,命会伯代镇,赐白金五百。《清史稿·卷二百九十九·列传八十六》”

马会伯在京师情况稳定之后,又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后回到了云南永北镇总兵任上,他除了带兵之外,还要密切监视云南布政使兼盐驿道李卫的一举一动——有不少外臣举报李卫做事嚣张跋扈,而且也没少收黑钱(在云南,或有餽于卫,卫又令制“钦用”牌入仪仗(《清史稿·卷二百九十四·列传八十一》下同))。

马会伯接到“据实回报,不可顾及情面”的密旨之后,很谨慎地用密折专奏的形式给雍正打了报告:李卫只是性格急躁,做事不免毛躁,但还合乎礼法规矩(“钦用”牌子不算僭越),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(受贿不算严重)。

雍正接到马会伯的报告,虽然对李卫放了一多半心,但还是提出了严厉批评:“闻汝恃能放纵,操守亦不纯。川马古董,俱当检点。又制‘钦用’牌,是不可以已乎(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《朱批谕旨李卫奏折》原文为‘川马、古董之收受,俱当检点。两面钦用牌,不可以己乎!是皆小人逞志之态,何须乃尔。’)?尔其谨慎,毋忽!不避嫌怨,与使气凌人、骄慢无礼,判然两途。汝宜勤修涵养,勉为全人,方不负知遇!”

李卫被雍正的朱批谕旨吓出了一身冷汗:“我收的这点东西,都是暗夜操作,皇上咋知道得这么清楚?”

马会伯也不用沾沾自喜,因为他监视李卫的时候,也有人监视他,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监视对象李卫。比如雍正还曾分别给湖南布政使(藩台)朱纲和巡抚王朝恩分别下密旨,让他们汇报对方的状况。

李卫后来当上巡抚总督,也经常跟级别相近的大员“闹别扭”,而这种情况正是雍正喜闻乐见的。李卫给雍正上密折:“臣开罪范时绎(范文程之孙、江南总督,清朝是有江南省的,原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),又与齐苏勒(河道总督)不无芥蒂,皆臣本籍大吏,恐因家事心迹难明。”

雍正只和稀泥而不处理任何人,顺便还要拱一拱火:“时绎不足论,齐苏勒与有芥蒂,或汝礼貌疏慢所致,咎不在齐苏勒。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,向日于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,则又当别论。朕每言公中私、私中公,枢机正在于此。”

在雍正的巧妙安排下,几乎没有督抚藩台臬司通同作弊的情况,像乾隆朝那样的“甘肃监粮案”,根本就不会在雍正朝发生——过于相信就等于放纵,皇帝糊涂,臣子才会肆无忌惮。

雍正这种封疆大吏互相监视牵制的做法,有效地避免了窝案的发生,而他的两句至理名言,我们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:“其不敢轻信人一句,乃用人第一妙诀。”“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,过疑则失人,过信则自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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