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拱执政后,对明朝历史有哪些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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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推崇以祖制治国,多数高级官员认为,“本朝立国规模,章程法度,尽善尽美……今不必复有纷更,惟仰法我高皇帝”(张居正致友人私函中语)。高拱则不同,他在做礼部尚书时,就写了一道今人谓之《除八弊疏》的奏本,被一些专家称为高拱的政纲。

也就是说,除旧立新,是高拱执政的基调。高拱认为,“法不能无弊,行之既久,其弊更不可胜言。”主张“法与时迁,更法以趋时”。因此,执政后誓言“先立规模”——改革体制、健全制度。在他执政的短短两年半里,对吏制、军政、边政、财政、司法等制度,进行了一系列改革,并对一些触及敏感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构想。

全面革新吏制。“凡吃俸禄的,都是百姓供给,若不要紧的官添设太多,不要紧的人虚支饩廪,百姓岂能供得起?必是裁去冗滥官役。”这是高拱给做裕王时的隆庆皇帝讲课时说的一段话。这与人民供养政府而不是政府供养人民的近代理念完全契合。

高拱执政后,大力精简机构、裁汰冗员,就连太医院也由十二科缩减为十科。与此同时,高拱对官员任职资格、选拔、回避、考核、赴任、请假等各个环节,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。明史专家韦庆远评价说:“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、最有识见、最敢于改革旧制,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。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,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。”

改革军政,建立军事指挥官储备、选调、升迁系统。高拱认为,军事是专门的学问,主管军事的兵部官员,要有特殊的资格,并建立储备、调动、升迁的特殊体系,而不再与其他部门官员经常互调,按常规拔擢使用。于是,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,对兵部官员的选任、调动、升迁、待遇等做出规定。他执政期间明朝军队逢战必胜,与高拱不遗余力地推行军政改革有直接关系。

重视理财,树立养民为先的政绩观。宋明理学倡言君子不言利,致使读书人不愿做理财官,官场也普遍轻视“钱粮衙门”。地方转运使多是贬谪或考核不合格官员转任,户部的官员也为人所轻,升迁特差。高拱明确指出:“《洪范》八政,首诸食货;《禹谟》三事,终于厚生。足见古圣贤极重言利;后世迂腐好名之人,倡不言利之说,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,甚有误于国事,以致无为国理财者。”

他认为,义利之分,唯在公私之判,为公众谋利即为义。他的执政理念带有为民众谋福祉的先进思想。他执政后即大声疾呼重视理财,并对理财官任用、升迁制度进行改革。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,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严重亏空的局面。据专家岳天雷统计,高拱当政的隆庆五年,相比徐阶当政的隆庆元年,岁入增长53%以上;支出减少42%以上。

高拱同时提出,生财自有大道,聚财断不可变成敛财。聚财有两种,一种是桑弘羊式的,务损下以媚上,国库虽充盈而民财刮尽;一种是刘晏式的,以养民为先,民富而国强。

他在《议处欠粮欠谷官员以图实效疏》中,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,核心是改革对天下州县一体以税收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官员的制度。指出,对原系地方凋敝、百姓逃亡、田地抛荒甚多之州县,若一味下指标,是逼州县长行苛政,导官吏重殃其民!故改为以存恤贫困、召集流亡、开垦荒田,质言之以苏民困的情形,来衡量官员政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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